发布日期：2025-01-27 03:19 点击次数：129
三大起义炒股公司叫什么，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这三次起义在我国的革命历史上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我党面对革命低谷的三次伟大壮举。
而我国的革命事业，也在三大起义之后，从低谷又逐渐走向了高潮。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叶挺等领导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而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则发生在1927年9月9日，这次起义为我党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并且第一次打出了我党的旗号，确立了军队名称为“工农革命军”。
3个月后，也就是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这次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实力悬殊而失败，但是也为我党的武装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且进一步确定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念的正确性。
这三大起义，都可以看作是我党独立领导军队进行武装革命的起点，在我国的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但是，说起真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的，那必然是秋收起义。
在建国后，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朱老总就表示，南昌起义虽然打响了第一枪，但是其后续的策略是错误的，特别是南下广东，更是险些令起义部队全军覆没。
而毛主席则在秋收起义中通过发动农民的方式为革命积蓄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并且通过“三湾改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最后上井冈山为革命开辟了第一片根据地，是在真正意义上缔造了人民军队。
基于这个理念，有不少人都提出将秋收起义发起的日子，也就是9月9日定为建军节。
但是，毛主席却摇了摇头说：“我不同意。”
那么，为何毛主席不同意把建军节定在秋收起义那天呢？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理解与考量呢？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深度复盘一下三大起义，并通过层层剖析，让大家来理解毛主席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历史背景
上个世纪初，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前身）虽然在北洋军阀的帮助下推翻了清政府，一举结束了封建王朝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统治，但是国民党由于自身力量的不足，并不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
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全国发起了广泛的工人运动，但是由于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损失也非常惨重。
在这样的局面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亟需一个盟友，第一次国共合作运应而生。
当时，孙中山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建议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从而组成革命联盟，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为打倒列强、去除军阀而努力，中国就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
然而，随着大革命的不断推进，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的买办阶级逐渐掌控了领导地位。
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生存极度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扶持，而大革命打倒列强的目标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的利益。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愈发顺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授意下，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当时，共产党内普遍不重视武力，这导致了共产党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最低潮。
在血的教训下，我党迅速意识到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将革命事业继续下去，三大起义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一改之前一味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召集由我党掌控或者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斗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
南昌起义就如同一盏明灯，为突然陷入黑暗的中国革命点亮了前进的方向，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8月3日，起义部队为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决定先夺取出海口，因此先后撤离了南昌，向广东进发。
秋收起义
在南昌起义爆发后，我党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以确定党将来的工作方向，史称“八七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决定在秋收时节前往湘赣地区发动农民起义。
而这次会议，也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定为了党的工作方向，并提出广泛地进行农民暴动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当时，我党能够掌控的军队分别驻守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毛主席在9月上旬先后前往安源和铜鼓，在两地多次召开了军事负责人会议。
在这些会议中，毛主席明确指出，由于国民党叛变了革命，他们已经失去了民心，所以他们的旗帜已经失去了号召力。
于是，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并且亲自确定了旗帜的样式。
之后，毛主席将在修水、铜鼓和安源的武装力量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3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联合长沙周边部分地区军民群众，计划分南北中三个方向一起合攻长沙城。
但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同时缺乏战斗经验，三路部队相继受挫。
面对严重的危机，毛主席在上坪果断作出决策，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组织部队在文家市会师。
当各部队到达文家市时，工农革命军的人数已从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面对30倍于革命军的敌人，再次攻打长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9月19日，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主席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了毛主席的主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9月21日，毛主席和卢德铭率领起义军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南下。
9月25日拂晓，当部队行军至山口岩时，后卫第三团突然遭到敌军伏击。
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用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同时指挥被打散的第三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拢。
在这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主席在得知卢德铭牺牲后，痛惜不已，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
9月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
当时，起义部队经历了一系列的恶仗以及总指挥卢德铭等军官的牺牲，已经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思想非常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那么部队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革命环境，还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为了巩固革命部队，加强革命力量，毛主席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
毛主席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且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现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是我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
同时，通过三湾改编，起义部队实现了军队性质的政治升华，焕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成为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
同年10月，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抵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并且得到了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一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我党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发起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同时也是一次我党在城市建立政权的伟大尝试。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的部队为了夺取出海口以获得苏联援助，向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发起了进攻。
但是，由于准备不足，以及敌人的力量较为强大，起义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修改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改为在广州发起武装起义。
12月6日，广东省委在张太雷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广州起义的具体部署，并确定在12月12日发动起义，以叶挺为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我党的起义计划有所察觉，在广州实行了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
在这一紧要关头，广东省委只好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12月11日凌晨3时许，起义军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的指挥下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苏联、朝鲜等在广州的革命者也加入了起义行动。
起义军经过约四个小时的激战，基本歼灭了市区的守军，并掌控了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但并未攻克敌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
当天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广州起义虽然在初期获得了成功，但是随着敌主力的回防，以及英、美、法、日等列强的军舰、陆战队的介入，广州立刻陷入了敌人的三面围攻之中。
起义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实力差距过大，起义军损失惨重，张太雷更是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成为了我党第一个牺牲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在这个危机时刻，叶挺和叶剑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12月12日晚，起义军余部约1200余人撤出广州城，并在转移至花都时改编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之后他们在徐向前、袁国平等领导人的率领下进入了东江地区，继续革命斗争。
除此之外，当时另有约200人在撤出广州城后，与朱德、陈毅所部会合，之后一起上了井冈山。
在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后，他们对未撤出广州的起义军、赤卫队和拥护起义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惨遭杀害者多达5700余人。
而苏联领事馆也遭遇了国民党军的围攻，馆内所有工作人员均被逮捕，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英勇就义。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做出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为武装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正确性。
建军节的确立以及毛主席的意见
三大起义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对国民党反动派做出了有力回击，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党的坚定态度，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3年6月26日，南昌起义6周年纪念前夕，中央决定将8月1日确定为工农红军成立的日子。
然而，其实南昌起义时，我军使用的依然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真正打出工农红军旗号的是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部队。
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1933年的这段时间正是毛主席人生当中的一段低潮期，此时的他正在遭受排挤，因此他所领导的秋收起义自然也不会受到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8月1日定为红军成立的日子，这对于毛主席来说非常不公平。
所以，当建国后，要确立建军节时，就有不少人提出了将建军节定在秋收起义发起的日子，也就是9月9日。
但是，毛主席却对此并不同意。
毛主席认为，虽然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属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军队，性质上是一致性。
而且，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在其号召下，全国各地的起义才随之发起。因此从影响范围来说，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而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
毛主席特意指出，不能因为他参加了，就把秋收起义的地位拔高。
最后，从时间顺序来说，南昌起义在秋收起义之前，将建军节定在8月1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根据上述这些原因，毛主席力排众议炒股公司叫什么，最终确定将建军节定在了8月1日。